推翻旧制度、改造旧思想，以及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他又笑道：“在我看来，这条正确的道路一直都在这里。一些人短暂地来过，并留下了光辉的印记；一些人则离开了，从此再也没有回来。更多的人则是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由于不同的契机选择加入了这条道路，于是我们才拥有了如今这样强大的队伍和力量。那么，小阮同志，我想我已经回答你的问题了——只要你愿意，什么时候加入都来得及。”

阮静秋站起身，向他敬了个礼：“谢谢首长。”

郭化若笑着对她招手：“你坐、你坐。还有一件事，是关于邱清泉的。我们在战壕里发现你的时候，邱清泉恰好和你挨在一起。野司首长们对这件事也很关心，因此要我来问问，当时究竟是什么情况？是你向他开的枪吗？”

阮静秋犹豫了片刻，心中飞快思索：窗台的那份报纸上已经写明，邱清泉是在突围过程中中弹身亡。这个消息已经传达给了各部队，战士们都已相信了他被击毙这一“事实”。作为他们眼中的敌军首脑，在仓皇脱逃过程中被击毙，是一种既符合情理、也适合宣传的判断，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她对郭化若表明邱清泉是自戕殉职，恐怕会惹来不必要的麻烦——反倒显得她与过去的界限不明确、不彻底，竟还试图与南京统一口径，试图将一个罪大恶极的战犯塑造成多么高大的英雄形象。她知道邱清泉本人并不那么在乎这些，打从将那两根金条塞给她，或者比那更早的时候起，他就想好了自己的结局，对身后的所有指指点点都无惧无悔。是自杀或是被杀，是英雄或是罪犯，他在九泉之下听来只会大笑三声、拂袖而去，再不屑于纠缠这些虚无缥缈的声名。当时在场的副官们不知逃到了哪里，这意味着这件事注定不可能获得“公断”，双方注定将为此各执一词。于是她回答：“我不太清楚。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中了枪，浑身都是血。我扶着他走了一截，就掉进了战壕里头，再醒来就到这里了。”

郭化若追问了一句：“那么你为什么一直不肯开口呢？”

阮静秋哽了一下，低下头说：“首长，他毕竟是我的老长官。我知道这话不对，我不该站在过去的立场上为自己辩解，可是，从一个‘人’的角度来说，他救过我很多次，我欠他很多很多的情。我从国外留学回来，正赶上南京沦陷、武汉危急，路上被抢光了盘缠，若没有他捡我走，我已经饿死在了长江边上。后来昆仑关大战，也是他冒着日本人的枪林弹雨救下了我。再后来，我为了给病重的家人找药而被地痞流氓纠缠，又是他出面赶走了那些无赖；甚至就在几天前，就在陈官庄的包围圈里，他还又救过我一回。论道理，他站在人民的对立面，是死不足惜的人民的敌人，可作为一个有感情的人，我不能只讲道理，而对之前的所有经历都忽略不计。大家正在为胜利欢呼庆祝，我却在为朋友的死而难过伤心，这当然并不矛盾，只是……只是我不应该要求别人和我一起难过，又无法假装高兴而加入到欢呼的队伍里。”

郭化若点了点头：“我明白了。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啊。”

阮静秋又说：“首长，我还有个请求。或许我并没有提什么请求的立场，可话已经说出口了，只盼着能有一些商量的余地。”

郭化若应道：“你说说看。”

阮静秋道：“能不能由我出面，找个地方安葬了他？费用自然是由我来出，野司首长那里如果问起，我愿意去当面说明。”

郭化若向她点一点面前的这份报告，微笑道：“我正要汇报这件事情。老乡们已经给他捐了一口棺材，下葬的地点今天也说定了。你既然是他的朋友，明天就一起去办这件事吧。”

纵队首长们所选定的这一块埋骨之地与他们当时跌入的那条战壕相距不远，位于两个村庄之间，西南角临着一块低矮的洼地。老乡们帮忙合拢了棺材盖，将泥土一铲一铲地盖在简陋的木料上，慢慢从这片平坦广阔的田地间垒起一座坟茔。阮静秋亲笔在木牌上写下“邱清泉之墓”几个字，郑重地竖在坟前，而后点起三支烟放在地上，心中无声地说道：雨庵，这回真的是最后一面了。

几位老乡和陪她一同前来的小战士们远远地看着她，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她也回头去看他们，心想，这些老百姓才是这场战争里唯一的受害者。他们完全应当仇恨埋葬在地下的这个人，应当仇恨国民党旧军队的统治和对他们的剥削压迫，但他们仍然宽容地贡献了这一口棺材和这一小片土地，作为他的栖身之所。她想，邱清泉地下有知，也当感激并知足了。她没有再说什么话，而是端正地面向那些百姓和战士们，深深地向他们弯下腰背，逐一鞠躬致意。

尽管没有正式的编制，但她换上了和解放军战士们差不多的棉衣棉帽，在随后一阵子时间里忙碌于四纵的野战医院和司令部之间，有时医院的工作不太多，她就来教战士们认字、唱歌。那件染血的棉衣被她收进了行囊的最深处，就像她也把过去的种种也都埋进了记忆里。与此同时，南京蒋总统通电下野，桂系首领李宗仁作为“代总统”，派出特使试图“划江和谈”；而华东野战军则